中国的历史上，影响最大的变法可能就属北宋王安石变法了，史称“熙宁变法”。应该说变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在外部连年征战不下，时刻遭受外敌侵略，内部民穷财尽，国力衰弱，不进行变法就维持不了封建政权的延续。新法的内容也是比较先进的，甚至有一些新法在现今都值得我们现在借鉴，但就是这样一部利国利民的新法，却遭受了惨烈的失败，值得我们后人深思。
王安石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，应该说他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应该是有深刻体会的，对当时的基层情况也应该是了解的。据史料记载他在鄞县当县官时“起堤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”，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。他还“贷谷与民，出息以偿，俾新陈相易，邑人便之”。这说明他在基层已进行过部分新法的实践，既有理论又有实践，对人民有又利，又有当朝皇帝的支持，应该说实行起来比较容易，但结果却适得其反，事与愿违，问题出在了哪里呢？
有一说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，宋神宗应该是最大的封建地主了吧，如果侵犯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，宋神宗首先就不会支持的，王安石本身就是封建大地主的成员。他的变法本身也是维护封建政权的，民不富，国不强，封建权贵的利益从何而来，那不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泽之渔了。改革是肯定要付出成本的，肯定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，但绝不是封建权贵的利益。
还有一说，王安石用人不当。此说倒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不完全是。最出名的当属王安石着力提拔培养的吕惠卿，从史料来看吕惠卿确实是个小人，典型的政客，只知道专权借变法往上爬，用变法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。还有一个是蔡京，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他当时就是一个贪官、奸臣，只能说是后来才变坏了。也就象我们现在抓出来的一些贪官一样，刚开始品质其实还是好的，只是后来变坏了。但总的来说，变法的关键是要有一批正直的人去实行，这倒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王安石的变法源自于上层，实行也靠的是从上至下的推广，这就更要求强有力的监督和保障措施，但他在这方面却准备不足，致使变法功败垂成。他以为得到了皇帝的支持，一声令下，就可以顺利实行，未免想得简单了点，这必然会在具体实行中会出大问题。以其最有名的“青苗法”为例，原意是为了解决春天农民没钱耕种之苦，所以由官府发放青苗贷款给农民，和我们现在的低息贷款和扶贫贷款很相似。但执行时却变了味，与新法的初衷相违背，一些基层贪官把青苗贷款变成了高利贷，而且可以强迫不需要贷青苗钱的农民也接受，这样的结果，使农民更加穷困。很多新法在实际执行中都走了样，本来是利民的，却变成了扰民、害民，没有下层人民的支持，最终走向失败不可避免。
事实也证明了现实的残酷性，有些民众为了规避“保甲法”，竟然“截指断腕者”，出现了大批民众上访的现象，甚至出现了《流民图》。这给本来困难重重的改革雪上加霜，也给保守派提供了反对的依据，做为保守派的代表，司马光反对的可能不是法本身，而是法执行的效果，如果执行不当反而会加速宋朝的灭亡，有可能他在这方面比王安石看得更远一点。
改革一定得靠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来保证，并且加以严厉的监督。在变法中出现新情况、新问题是要及时加以解决，但王安石在这方面做得不好。当时朝庭的腐败已经很严重了，官僚作风严重，贪官污吏横行，所以新法的实行决不能交到这些人手里。但他不但没有打击腐败，甚至把权力交到了这些人手里，致使执行中出现了很严重的后果，农民的负担更加加重。而他却不反思，只知道独断专行，急于求成，其结果天怒人怨，民众沸腾，最后上下都得不到支持，只能是走向失败的命运。
回顾王安石变法的失败，让人感觉很是沉重。一代伟人、一代雄才，最终却折戟沉沙，甚至背上了千古骂名，让人扼腕长叹。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会比当时王安石当时变法遇到的问题更多，也会更复杂。希望我们能够引以为戒，而不使“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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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高声自远，非是借东风！